随着春节临近，十年前写的《也谈四十不惑》文章不断在脑海闪现。当时曾立志到五十岁时再写一篇《也谈知天命》，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决定提笔。可多次提笔，又多次搁笔，因为对于“知天命”我始终没有头绪。

　　网上有句话引起共鸣，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说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司马迁、班固、范晔这些史学天才虽然能写出“四史”，但在实际中也没有做到“以智免”。“事非经过不知难”，或许对他们来说，不能自知进而知天命也是原因之一。

　　孟郊和李白的一生则是一直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努力追求入仕，只是到老也没有学会官场上的横平竖直。命运似乎一直在捉弄他们，可换个角度看，上天在苦其心志后却给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让他们在诗词领域大放异彩。

　　就像有人说苏轼，如果没有“乌台诗案”，他恐怕成就不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豁达。如果没有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的经历，王勃或许也悟不出“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是杜甫在途穷子饥、屋破雨漏时发出的千古呐喊。

　　这些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或许这才是老天让他们人间走一遭的真正使命。可当时当景，他们意识到了吗？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惶恐起来了。这些古哲先贤似乎都不易做到知天命，我能妄谈吗？“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终是难道清原委的。李斯在临刑前发出的“黄犬叹”，令多少英雄为之扼腕。白起被赐死杜邮时，仰天自问：“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就连提出“五十而知天命”的孔老夫子，六十多岁还在为实现其治国理想而到处游说，直到近七十岁才无奈回到鲁国安心治学。

　　好了，不写了。以我的识见是永远不可能说清这一话题了，就以这混沌状态停笔结束吧，算是赶鸭子上架完成十年前布置的作业了。(顾同盼 李国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