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中国讯（方志坚） 近年来，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文化建设，出台举措鼓励干警立足检察实际进行文化作品创作，积极培育检察文化品牌，在“文化育检”到“文化强检”的转型升级之路上努力前行，涌现出一批优秀检察文化作品。即日起，长治潞州检察将陆续推出我院检察干警的原创文化作品，敬请关注。

　　一本小书的力量

　　第二检察部付小娜

　　今天谈论的主角是刘星教授的《西窗法雨》。

　　这篇随笔其实构思了好几次，却迟迟未动笔，一是文笔生涩，没有自信贸然去评论一本专业启蒙畅销书；二是本书以西方社会法律事件为出发点和主线，涉及的是法律和法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方面，与日常工作贴合度较低。可终究还是没能抵住它的轻松有趣、短小精悍、平和幽默、通俗精彩，忍不住来分享它。作者以家常的语气、平和幽默的手法将西方法律文化以漫谈的方式娓娓道来，似乎不沾半点烟尘，平淡的就像在讲邻家趣事，合上书本会有种淡淡感悟跃上心头。虽说本书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却也启蒙我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会不着痕迹调动你的思维，引领你走进法律世界，领略“法”的奥义。

　　“恶法非法”VS“恶法亦法”，你站哪边？开篇一则《苏格拉底的慎重》，讲述了苏格拉底的立场，有些法律确实不好，甚至可恶，但如果因此便可以将法律随意戏弄，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恶法非法》中边沁却给出反驳，法律是正义的化身，邪恶的东西本来就不是法律，对于非正义的法律（如1945年德国紧急法令），与人类最基本的正义相悖，根本就不能成为任何法律的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执行这样的法令。其实在这两种观点纷争背后体现的是种深层文化心态：法律和正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无可避免会出现矛盾，一方面希望法律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又希望法律可以摆脱价值判断的干扰。

　　你是否也思考过“人类社会为何选择法治”这一问题，《法律的缺陷和人的智慧》的回答是：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不是恒常的。

　　还记得“水门事件”吗？尼克松总统1972年准备竞选连任时，手下助选人员在政敌民主党竞选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办公室装置窃听器，后案发。也就是说政府也会“犯错”，这时你可能会想到与行政法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政府与法院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无疑法院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的。《政府旁边的法院》这样解释：纠正以及防止政府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及其人员的“道德自律”了。

　　希腊的帕帕多普勒斯律师通过成立公司对富裕孤寡老人谋财害命，最终被法院判处8次死刑；荷兰杀人狂克鲁斯绑架小孩、敲诈勒索再撕票，却只是被判处终身监禁（因为荷兰死刑被废除）。刘星教授通过这两个案例将死刑存废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引出，并以这几个理由表达自己的立场：死刑只能助长人性的残忍、人杀人的恶性循环；刑罚的目的在于防止犯罪、惩治罪犯而非杀掉罪犯；死刑自古就一直存在，但杀人犯却从未绝迹，可见死刑并未起到制止杀人的作用；国家是经过人们的赞同而建立的，个人显然不可能会将生命权交由国家处置。你怎么看？

　　“陪审团”，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一个在欧美影视剧中会看见的法律存在，它的意义何在？《一般公民的陪审团》给出的答案是：在确定有关案情证据的时候，需要的恰恰不是极为理性的冷峻，而是一般人们的常识感觉，因为后者可能更为贴近案情的实质。现在社会法律运作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权力集中化，越来越被像法学家、法律专业者这样的文化阶层所把持，他们通过法律的解释、证据的解释使审判几乎变成了精英文化的场所，于是人们最初设想的“法治”便逐渐脱离了其所依赖的“民主”这个基础。

　　还记得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人案”吗？在律师团队“梦之队”的加持下辛普森被判无罪，后被害人的亲人又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因其杀人而进行赔偿，在这场民事诉讼中辛普森最终败诉。《辛普森的命运》告诉我们，刑事案件的证据和民事案件的证据不同，对前者的要求要高于后者。刑事官司是国家运用权力对付个人，如果这种权力滥用的话，就会侵犯个人权利，所以对它必须苛求。

　　除此之外，《西窗法雨》中还有很多鞭辟入里的见解，关于法治、关于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的比较、关于正义、关于权利、关于情怀等，就是这样，通过漫谈及一些小故事、经典案例带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把晦涩的法律揉进家长里短，将僵硬的法律技术打碎，引领我们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黄树森先生如是评价本书：“一袭纵横捭阖下的法趣谈，一阖学养驳杂下的法议论，一鞠情感积淀下的法情结。灵动、缜密、成熟，读之，感到一种法理精神的欢愉洗礼，一种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不得不说着实贴切，读之，当真是一场甘霖。